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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发明的优越感,何处安放?

因为被认为贬低了四大发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峰被学生举报,被学校认定师德失范,被取消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期限为24个月。
 
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成果,并且对推动世界科技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这个推动有多重要,意义有多重大,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四大发明”本身存在的争议在学界由来已久,这一点也无需回避。为什么一句对于四大发明没那么好听的评价,就被扣上了贬低的帽子,连师德都失范了?
 
四大发明的先进性,难道连讨论都没法讨论?
 
实际上,根据近年来学界的考证,四大发明里,能够成立的最多就两个半,一个半只是传说。
 
能够成立的两个,是火药和造纸术。半个是指印刷术。
 
印刷术则专指泥活字印刷术,因为雕版印刷早就有了,但我们的活字印刷术,只是来自书里。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说,一个叫毕昇的人,用泥烧成活字用来印刷。但人们既没有找到泥活字的实物,也没有用泥活字印刷的物品传承下来。《梦溪笔谈》后的900多年的时间内,大部分的印刷品都是雕版印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在韩国。被称为辛神的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就曾发微博指出,中学历史教材将“活字印刷术”列入“四大发明”,是“既不符合欧美学者的经典论述,也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的严重谬误。
 
而指南针就只是传说了,谁也没见过实物。《论衡》有载“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使用天然磁石复原了司南,将天然磁石做成勺子的模样放在一块平板上,发现他根本就无法动弹,更不要说指南了。
当然后代复原不了,不能说明老祖宗没有,只能说明后代无能。但非要拿到国际上,确实缺乏说服力。
 
其实,造纸术的历史地位,现在也开始动摇。
 
本来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造纸术的国家,是世界公认的。造纸术,其起源本来也是最没有争议的。但是由于后来在陕西又发现了时间更早的“纸”状物,专家希望把中国发明纸的时间再提前一点,但是这么一提前,人们发现按照这个定义的话,埃及人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发明了莎草纸,而且莎草纸上还有大量的文字、绘画比中国发现的“纸”状物更像纸,那么,埃及发明纸张的时间就比中国早得多。
 
有专家说,造纸术专指中国植物纤维制造的纸张,不同于埃及的莎草纸、欧洲的羊皮纸,纤维纸造价低、有改进余地,而且容易推广。
 
难道说莎草纸就不是植物纤维吗?
 
这么来看,就剩黑火药比较靠谱了。
 
中国发明的是黑火药,这一点无法否认,但是如果说火药制造技术在元朝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并启发了欧洲人的火药研究,就言过其实了。因为黑火药用于武器的射程非常近,不过是几十米。而欧洲人发明黄火药的过程,来自于对于苦味酸的研究,黑火药一硫二硝三木炭的配方没法带来什么启发。
 
当然必须承认,这四大发明本身,肯定是足够重要的发明创造,但是如果非要说这些发明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也是言过其实。
 
哥伦布开始大航海的100多年前,在意大利就已经出现了运转精密的罗盘,而在大海上更有用的,根据星座定位的直角仪、四分仪、六分仪,也是欧洲人自己发明的。
 
这就是为什么郑老师说,“都9102年了,别总去翻给老祖宗编出来的优越感,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
 
虽然证据不足,但必须承认,“四大发明”在战争时期对于鼓舞中国军民士气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如果到了现在,还是总把四大发明挂在嘴上,不仅言过其实,眼界也过于狭窄。这也是郑老师不通过那名学生论文的原因,都什么时代了,都上研究生了,还只知道四大发明。
 
最早明确将“三大发明”归功于中国人的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他在《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1838)中指出,“中国人的三大发明 (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记者巴尔福在《远东漫游——中国事务系列》(1876)中说“他们在四千年的历史中,获得了我们称之为四大发明(four valuable discoveries)的胜利”。
 
艾约瑟在《中国的宗教》(1884)中对日本和中国进行比较时,也将印刷术、造纸、磁石和火药并称为中国独有的“remarkable inventions”。
 
1925年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主任T.F.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开篇就将造纸、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称为“four great inventions”,且“中国人都居于重要的地位”。
 
这些话,中国人听了都很受用。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语境,对于这“四大发明”,他们也更多地是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进行观察,在他们心目中,西方文明才是现代文明,而中国、印度,也有幸做出了“添砖加瓦”式的贡献。
 
这也是为什么,魏特夫在1931年发表《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原因。
 
这里大家可以看出来,被称为李约瑟问题的问题,其实早在李约瑟提出之前就有人提出来了。
这篇文章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1942年,急需提高中国军民士气的蒋介石,把李约瑟和助手鲁桂珍接到了重庆,让他到中国来实地研究中国科技史。1943年,李约瑟就提出了“四大发明”的研究成果,轰动了世界。
 
“四大发明”在抗战进入关键时期的及时提出,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斗志。
 
1954年他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助手鲁桂珍发表了大部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人民总结了2000年的科技史,并被中国人奉为科技圣经。这部书确是世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重要参考著作,但是这部书大部分章节是由中国人完成的,罗列、陈述多于论证和系统分析。
 
鲁桂珍后来成为李约瑟的第二任妻子。她在《李约瑟小传》中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比如,李约瑟说中国的化学武器,领先了西方2300年,最早应用于春秋时期,这种化学武器叫“粪蛋”。
 
而中国的木偶被李约瑟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机器人”。
 
在国人印象中,李约瑟可能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而在一些主流学界眼中,李约瑟不过“半路出家”的“票友”。
 
所以这部书的出版,也没有给李约瑟带来期待的学术地位。他曾抱怨:在他写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后,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依然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
 
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在《自然》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北宋的水运仪象台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意义极为重大。但是上海交大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就指出,在同时代的欧洲、中亚、阿拉伯帝国的城市里,类似装置并不罕见,不存在领先于世界的说法。但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忽略了出现在西欧和阿拉伯世界的同类装置,或许是当时真的不知道,也许是知道,但选择视而不见。
 
2008年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中国发明的疑问——《那个热爱中国的人》”中写道:“李约瑟,改变西方对中国文明落后评价的人”。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过度拔高了。
 
当然,客观上,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很孤立的50年代,李约瑟的著作对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时代已经变了,现在如果还躺在四大发明的故纸堆上,回味古代文明的辉煌,最大的作用只有强词夺理了。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指责美国人所用的话,我们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你们美国才二百年。我们创造辉煌的文明时,你们还在树上爬呢!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们指手画脚呢?
 
这不是强词夺理吗?
 
这让人想起阿Q有一句名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不过这只能被赵太爷说,你也配姓赵?
阿Q还有很多忌讳,只要别人说话带出了这几个字,就认为别人在骂他。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辱Q。
 
然而就算是五千年文明史本身,学术界也存在争议。那么如果说中华文明史不到五千年,是不是也算一种贬低,也算一种辱华?
 
如果说在现在的话语体系里,学术的正常讨论也会被扣上辱华的帽子,那么总拿着老外的评价说事儿,算不算挟洋自重?
 
对于阿Q对辱Q的反应,鲁迅先生的原文是: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
 
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
 
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但是后来怒目而视的方法别人已经见怪不怪了,他只能说“你还不配……”别人打他之后,他就说儿子打老子。
 
祖先的荣耀,代表的只是过去,如果现在我们只能拿祖先的荣耀获得自信,只能说明我们败家败得如此彻底。祖先的荣耀是我们背负的使命,而不是强词夺理的工具。
 
翻老黄历、翻老祖宗的辉煌,不会给你的现状加分,也不是你现在失败的借口。讲的清道理,就以理服人,讲不清就靠拳头,也能把人制服。靠翻老账、靠怒目而视,只能让人愈发看不起,然而最后,还总是“吃亏的时候多”。
 
其实中国古代的辉煌,远不止四大发明。比如弩机、纸币、船舵,甚至雨伞还是清朝的时候才传到西方的,绝对是世界首创。
 
侠客岛就提到,2006年,余秋雨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就认为“四大发明”的地位被高估,“中国人在古代最重要的发明一定不在于那四项”。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第一发明应该是天文历法。当年的余秋雨没有因这番言谈受到什么处分。背着“四大发明”的筏子、处处施压,倒确实是一种创新应用。
 
中国古代文明确实辉煌,但也只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
 
张维迎在北京大学2017年的毕业典礼上曾经说,“中国仅为世界贡献3%的重要发明”。说这句话的目的,就是鼓励学生们去创新,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而这句话的出处,来自英国科学博物馆学者Jack Challoner总结的1001项改变世界的发明,其中中国占了30项。其中包括浑天仪、地动仪、星图等,当然还包括四大发明。
换个角度去理解,这些我们倍感自豪、增加民族自信心的古代发明,其实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只是沧海一粟。从欧洲古代发明的几何、代数、微积分、望远镜、显微镜,到近代发明的无线电、集成电路、计算机、微波炉、空调、互联网,哪一项是中国人的发明?
 
即便是被我们称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网购,又有哪一项是中国的原创?
 
其实在官方认定的四大发明之外,还有一个民间的四大发明,包括太监政治、小脚文化、造假艺术和文字游戏。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仍然深远影响着中国社会。
 
在我看来,实事求是,才是中华文明中最伟大的发明。
 
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德传》中,为说明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的治学态度,用了一句话,“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思是说,刘德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十分认真,总是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以后,才从中求得正确可靠的结论。
 
但是这一大发明,很多人反而不大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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