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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上午10时许，湖北罗田县河铺镇文家庙村，迎来了离家五十多年的孩子。从这里走出的“农田院士”朱英国的骨灰，在家人和乡亲们的护送下，回归故土，落叶归根。
1959年夏天，20岁的朱英国第一次走出大别山，和父亲挑着简单的行李步行了九十多公里后，登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在贫困中长大的他，对农村穷、农民饿的现状也有着切肤之痛。
走出农村之后，他成为一位农业科学家，和田地打一辈子交道，因此被誉为“农田院士”、“泥腿子院士”，是成就堪与袁隆平比肩的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先驱。
2017年8月9日，朱英国因病在湖北武汉逝世，享年78岁。
1939年，朱英国出生在湖北罗田县河铺镇文家庙村岳家冲，据朱氏家谱记载，他家的始祖是宋朝理学家朱熹。朱英国出生的时候，正是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之际，为躲避战乱，他坐在父亲挑的箩筐里四处逃难。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他加入了罗田第一批儿童团，帮解放军站岗放哨、送情报。
走出贫困的家门，作为文家庙村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沿途看到的却时拖儿带女逃荒的人群，大跃进、大炼钢铁，留下的是蔓延的饥荒。
他后来回忆说，
在严重的饥饿面前，人会变得渺小脆弱，精神世界不堪一击，只要有粮食吃，再大的难，再多的苦，也能挺过去。粮食啊粮食，你让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岗位，有没有我一样运转，而粮食行业却少不了我，需要我为天下苍生不再挨饿打拼到底。
20岁那年填写高考志愿时，他将三个志愿全部填写为“武大生物系”。被录取后，他选择了植物遗传专业。
不过上学短短几天，就有同学因为吃不饱退学，更听说有同学的亲朋好友饿死，这时他就明白，世上很多事情都可以将百分之几，唯独吃饭问题不能讲百分之几，必须将百分之百。
通过帮学校的试验农场养猪种菜，朱英国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更让他较早接触了植物遗传的研究。毕业留校任教后，他进入汪向明教授领导的水稻生育期遗传教育部重点科研组工作，开始水稻遗传研究。
从遗传学角度讲，杂交水稻的优势关键在于选择配亲本，遗传差异越大、亲缘关系越远，生存能力越强。而水稻属于雌雄同花、自花授粉植物，在雌雄两性发育正常的情况下，就无法对其实现人工授粉。
因此就必须要选育出一种雄性花粉发育不正常，只能靠外来花粉的品种，也就是雄性不育系。
1966年2月的《科学通报》上，袁隆平发表《水稻的雄性不育性》论文，提出了利用水稻雄性不育性发展杂交水稻的设想。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在海南野稻种发现一株典型的雄花败育野生稻，将其命名为“野败”。
利用不育系，培育出可以保持不育性状的保持系，进而培育出可以恢复雄性生育能力，又有较强杂种优势的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才能说完成了一个杂交水稻的新品种。
1974年4月，袁隆平在海南育成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二号”，对照常规稻增产50%以上。
1972年，朱英国团队在海南发现一株不育的红芒野生稻，他们将其与莲塘早稻杂交，1974年培育出中国新的细胞质类型——“红莲型”不育系，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要培育出稳定、成熟且能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水稻新品种，还必须反复做育种试验，而育种只能在春天进行。
为了追赶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季节，加快水稻育种科研的进度，他们要在冬天把需要杂交的种子带到海南，春天把上千个组合收割分类，剥去谷壳，带回湖北转育。秋后又继续转战广西南宁，寒冬来临时再度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
朱英国经常说，
搞杂交水稻研究，没有对国家，对民族未来高度的责任感，没有对粮食刻骨铭心的认识，没有豁出去的吃苦精神是万万不行的，也是坚持不下去的。
1977年，他们培育出的“意广”、“红晓后代”、“龙紫一号”等恢复系，被专家组认为是适宜长江流域大面积种植的早稻品种，也是当时全世界唯一的杂交早稻组合。
1984年3月，朱英国和助手又发现农家品种马尾粘中一棵不育株。经过3年繁复的杂交试验，终于成功培育出来，它就是“马协型”杂交水稻新品种。
朱英国的两大科研硕果，红莲型和马协型杂交水稻有效地防止了单一细胞质来源给我国粮食生产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红莲型与袁隆平的野败型和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被冠以“东方魔稻”的美称。
业界评价称，朱英国的成就比肩袁隆平。
两人的相识从1972年开始。朱英国常说，袁隆平的创新思路给了他很多启发，是非常尊敬的良师益友。他认为自己与袁隆平没有可比性，因科研的重点、所处的外部环境都有很大不同，自己只是努力追赶，并尽力做出特色。
同为杂交水稻先驱，朱英国和袁隆平一样，甚至新的育种技术对于未来农业的重要性，他们也不约而同的为转基因技术发声。
2010年，李振声、许智宏，旭日干、朱英国等50多位科技工作者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积极支持国家推进转基因生物产业，并呼吁加大推进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研发与产业化的力度。
朱英国还曾经发表名为《转基因技术，新的绿色革命的利器》的文章，指出转基因技术是人类社会现实和发展的需求。
他认为，人类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发展于六七十年代的第一次绿色革命，是以半矮秆小麦、水稻的选育成功及主要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为中心，配合化学肥料、化学农药、灌溉技术、农业机械化等新技术的应用。
但是随着农作物良种使用率接近饱和，增施肥料和农药的比较效益逐步下降，第一次绿色革命的优势正在丧失，负面效应慢慢显现。
在他看来，新的绿色革命的锐利武器是基因工程，转基因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可以显著地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不仅在解决人类粮食危机，而且在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存环境、缓解资源压力等重大社会问题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转基因育种与传统育种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通过遗传信息的交流获得优良的性状，从遗传信息内容分析，转基因育种更清楚、更明确、更具体。
对于社会民众对转基因技术、转基因产品存在一些误解，不少人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不放心，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存在忧虑，朱英国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也指出，有些人别有用心，不顾科学事实一味地反对转基因技术，甚至将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妖魔化，是不可接受的。
在他看来，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是可控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经过检测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可靠的，对消费者和环境而言，都是无害的，甚至转基因食品可以让许多传统自然食品更安全更健康，人们对其防范有些过头了。“反对转基因就是反对科学。”
目前，朱英国的团队一方面利用现代遗传技术，从基因上寻找杂交水稻高产的分子机理，一方面利用基因工程手段，把稻谷作为生物反应器，将医药产品相关基因如人血清白蛋白、拟胰岛素基因和小分子多肽转到水稻米粒中表达，生产医用产品。
在学生们、助手们眼中，他是老师，像位老农民，更像位老父亲。在朱英国遗体告别仪式中的这样一副挽联，
“英才翘楚首创红莲播四海，国士擎天长留教泽伴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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