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3日下午5点30分，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教授，表彰他在发现细胞自噬的分子机制和生理功能上的杰出成就。

这是继2012年和2015年以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再次颁发给日本科学家，这也是近几年来第一次让一位科学家独享一项自然科学奖。

这种研究为什么重要，因为这种机制是细胞内部的清道夫和搬运工。没有它，细胞就没法完成新陈代谢，而利用这种自噬机制，则可能找到消灭肿瘤的全新疗法。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表明，自噬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许多调节自噬的药物被用于临床肿瘤治疗的研究中。

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不是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自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科学家发现细胞中的细胞器后，就发现细胞器中含有多种酶类能够消化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质，能够起到降解细胞组分的重要作用，并将之成为溶酶体。1974年来自比利时的科学家Christian de Duve因发现溶酶体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

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又在溶酶体内部发现一种能将细胞“货物”转运到溶酶体中用于降解的新型囊泡。将这种新型的囊泡结构命名为“自噬体”。

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就颁发给科学家Aaron Ciechanover， Avram Hershko和Irwin Rose，他们发现了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泛素是存在于所有真核生物中的小蛋白，主要功能是标记需要分解掉的蛋白质。

大隅良典的研究重点关注于细胞液泡中蛋白质降解机制的研究。他找到了参与自体吞噬过程的关键基因并且对其进行特性研究。

不得不佩服汤森路透的预测水平。虽然很多人说每年他们预测和真正的诺奖结果都出入很大，但是他们当年预测的很多人，后来都得了诺奖。

早在2013年，他们就已经预测大隅良典可能会由于其在细胞自噬研究中的贡献而获奖。汤森路透指出，他阐述了细胞自噬的分子机制和生理功能，是首批撰写酵母中自噬信号通路相关蛋白名单的研究人员之一。

可以说在最近几年的诺奖获得者们，最亮眼的就是来自日本的科学家。2015年诺贝尔奖得主中有两名日本科学家，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大村智和获得物理学奖的梶田隆章。2014年的得主中，则有三名日本科学家共同获得了物理学奖，赤崎勇、天野浩和中村修二。

本世纪以来的日本的获奖者包括物理奖8位、化学奖6位、生理学或医学奖3位，共计17位，从1949年汤川秀树成为首位日本获奖者以来，则共计有25位日本科学家获奖（含两位美籍日裔科学家）。

从2000年至今，几乎日本每年都有人获得诺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数量仅次于美国。

而反观我们，去年刚刚由屠呦呦实现的自然科学诺奖零的突破，而这项诺奖也是与来自日本的大村智和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William C. Campbell)分享的。

在全中国为了屠呦呦的诺奖举国欢腾的时候，日本却已经对此习以为常，在当时就有人评价说，从获奖人数看，我们跟日本已经至少差了20个“屠呦呦”。

根据河北师范大学郭晓强的分析，大隅良典的这次获奖也基本符合日本在医学领域的基本地位，日本目前至少还有3-5个诺奖候选项目，包括内质网未折叠蛋白应答反应、调节性T细胞发现、PD-1发现、正电子扫描等，根据他的预测，2050年前亚洲应该有15项左右诺贝尔奖，而日本则是亚洲的代表。

早在2007年，他就曾经预测，结合我国的实际科学实力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估计我国在本世纪上半叶可能诞生1到2名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目前这个预测已经被屠呦呦实现了。后面还会有吗？

看看中国和日本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北京大学教授饶毅的看法是，日本的生物医学研究在1980年代就达到了相当水平，这次日本科学家的突破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目前在前进，但尚未达到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程度，所以生物医学总体而言落后日本二十年以上。

前一段时间，我有重新温习了一下寅次郎的故事，在里面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物价水平和现在差不多，打个车需要几千日元，吃碗面需要几百日元，由此就可以发现，日本的通货膨胀可以说在半个世纪的范围内都保持了极低的水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这个社会已经保持了长期的稳定。

虽然很多经济学家说日本失去了十年，日本经历了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但是这个泡沫没有被利用通货膨胀、也就是掠夺人民的方式消化掉，而是让参与泡沫的人自己消化了。而日本普通民众手里的货币，50年前值多少，现在也值多少。我们说他们失去了十年，从民众角度，其实并没有失去什么。

林毅夫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引起过比较大的争议，就是中国的经济可以再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长，他的理由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相当于日本70年代的经济水平，所以可以像日本一样再高速发展30年。

我们当然希望借他的吉言，这是中国广大老百姓之福，但实际上他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是现行的运行体系已经好的不能再好，只要一直保持下去，就能再前进30年。而实际的情况是否如此呢？

不管是经济体制上，还是科研体制上，我们是不是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就等着开花结果了呢？

所以饶毅教授对于中国何时能赶上与日本在生物医学方面20年的差距，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们需要多少时间赶上这二十年。当然这句话可以有两种解释，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也可能更长。

怎么解释，就看大家愿意怎么解释了。

饶毅教授拿大隅良典举了一个例子。他的经典论文发表于FEBS Letters，《欧洲生化学会联盟通讯》，按照目前中国很多单位的“标准”，在FEBS Lett发表文章的研究生可能难以毕业、教授可能难以晋升、研究员难以获得研究经费。

换句话说，当中国的大隅良典出现的时候，在他还没获奖的时候，会是什么结果呢？是像韩春雨一样官位等身，还是像许多基础研究学者那样泯然众人？

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也不在乎中国能再得多少个诺奖，虽然有很多人已经具备了获得诺奖的水平。但是他们的获奖有时不仅无法成为鼓励更多人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反而掩盖了科研体制上深层次的问题，甚至加剧了科研分配上的不平衡，科研评价体系上的急功近利。

如果这样，诺奖还不如不得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