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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量子之争

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科学家遇到流氓怎么办?我没什么办法,但我可以说出来。”
 
一年前的2017年9月28日,在“京沪量子通信干线”(下称京沪干线)开通前夜,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彭承志发表了一封言辞激烈的公开信,不仅把新三板挂牌公司浙江九州量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837638.九州量子)推上风口浪尖,也将一对曾经密切的合作伙伴交恶的故事掀开一角。
 
“京沪干线”是全球首个也是距离最远的广域光纤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路,由中国科大作为项目建设主体,连接北京、济南、合肥、上海,全长2000余公里,2016年底完成全线贯通,2017年8月30日通过总技术验收。
 
有“中国量子通信之父”之称的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担任“京沪干线”的首席科学家,彭承志亦是该项目研发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
 
潘建伟和彭承志还是“京沪干线”主要设备提供方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科大国盾)的主要创始人,分居第二(持股13.68%)和第11(持股2.82%)大股东,彭承志担任科大国盾董事长。“京沪干线”的运营应用推广单位是国科量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潘建伟、彭承志也是国科量子的创始人股东,分别持有7.5%、2.5%的股权。
 
彭承志在公开信中称,由于中科大方面澄清与此前开通的“沪杭量子通信干线”(下称“沪杭干线”)没有合作关系,遭到来自九州量子董事长郑某的威胁。“2017年8月至2017年9月期间,九州量子董事长郑某伙同他人通过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等方式,多次对我及所在团队进行侮辱、恐吓。”
 
九州量子正是“沪杭干线”的建设运营方母公司,2012年成立于杭州,2016年6月挂牌新三板,号称“新三板量子通信第一股”,主要从事量子通信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量子通信干线及网络的建设运营。公开信中所称的郑某,即是现年50岁的九州量子时任董事长郑韶辉。
 
事实上,在这封公开信发出前的2017年9月4日,郑韶辉已经在杭州家中被合肥公安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带走,因查无相关犯罪事实,9月15日以涉嫌寻衅滋事取保候审。
 
曾经的合作伙伴,即便是反目成仇,是什么力量,能让郑韶辉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彭承志的“打假公开信”发布后第二天,九州量子股价盘中腰斩,刚刚进入关键阶段的定向增发遭遇搁浅,公司业务大幅下跌。
 
2018年7月底,辞去九州量子董事长的郑韶辉打破沉默,当初那个“科学家遇到流氓”的故事有了另一个版本:郑韶辉是中科大潘建伟量子通信团队多年合作伙伴,其为科大国盾引入了早期的两家投资机构,承担了大部分资金投入,其实际控制公司九州量子及其运营的“沪杭干线”,也是由潘建伟团队主导设计的,并向科大国盾采购设备。
 
“潘建伟多年来鼓励我离职创业,但当我的九州量子发展长大,成为科大国盾的竞争对手,昔日的合作伙伴反目。”
 
郑韶辉对财新记者指称,这是“科学家借助行业霸权打击竞争对手”。
 
一方被指责为“流氓”,一方被批评是“行业霸权”,这些情绪化的语言背后,是怎么一个因为量子通信技术产业化而被放大的利益之争?
 
2018年7月,当郑韶辉收到来自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的起诉书,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曾经的老板、日本软银创始人孙正义跟他说过的一句话,
 
“这将是历史的必然”。
 
十多年前,作为UT斯达康的一名经理,郑韶辉曾不止一次问过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长孙正义,为什么要投阿里巴巴?孙正义回答的就是这句话,“这将是历史的必然”。
 
郑韶辉说,这也是当他自己有了资本,有了选择的能力的时候,投向量子通信的原因。
 
在接触量子通信之前,郑韶辉是一个成功的经理人。他曾历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会秘书兼人事行政总监、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北京福田产业控股集团总经理、福田汽车集团副总裁等职。
 
2008年,中国科技大学招收的管理工程博士,郑韶辉有幸成为上海班的18名博士研究生之一。
 
“校领导对这个班级非常重视,亲自担任研究生导师,在各种活动中也积极介绍学校年轻有为的教授给我们认识,其中就包括潘建伟。”郑韶辉对财新记者回忆,“当时对他的看法,我们分歧很大,我是非常看好的,但是有的人觉得他是忽悠。”
 
郑韶辉称,比他小两岁的中科大物理学教授潘建伟,向他介绍了量子通信的宏大前景。
 
潘建伟是中国量子通信研究带头人,浙江东阳人,早年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2001年,潘建伟作为“中科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回到母校任教,目前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和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
 
为推广量子通信技术,2009年潘建伟团队和几位民间投资人成立科大国盾的前身安徽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安徽量通)。“潘建伟团队也找过我,希望我们参与投资,当时我手头没钱,就没有参与。”郑韶辉说。
 
工商资料显示,安徽量通成立于2009年5月,注册资金3000万元,潘建伟担任法人代表和董事长,并出资330万元,占股11%,其他七名自然人股东,程大涛出资1032万元,占股34.4%,冯辉出资258万元,占股8.6%,费革胜出资258万元,占股8.6%,陈增兵出资45万元,占股1.5%,彭承志出资45万元,占股1.5%,柳志伟出资645万元,占股21.5%,于晓风出资387万元,占股12.9%。
 
这些创始股东中,陈增兵、彭承志为潘建伟研究团队主要成员,程大涛、费革胜、柳志伟、于晓风则来自几家投资公司。此后数次股权转让,到2009年6月,潘建伟持股909万股,占股30.3%,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代表学校的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占股30%。
 
2013年,量子通信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重视,当年7月,2000多公里长的“京沪干线”项目经国家发改委批复立项,由中国科技大学作为项目建设主体,安徽、山东两省投资建设,这是全球首条长距离广域光纤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路。
 
潘建伟是“京沪干线”首席科学家,安徽量通为项目提供数亿元的量子通信设备及技术、解决方案。
 
郑韶辉和潘建伟团队也于2013年开始正式谈合作。“几乎每个月都见面,畅谈量子通信产业化的前景以及合作的模式。”彼时郑韶辉是浙江国贸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贸东方)的总经理。
 
国贸东方股东是浙江省属国企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市公司浙江东方(600120.SH),占股49%,杭州敦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002126.SZ)分别持股43%和8%。
 
按郑韶辉的说法,国贸东方实际是浙江东方与郑韶辉团队合资设立、市场化运营的投资管理公司,到2015年8月时郑韶辉从董事总经理转任该公司副董事长。
 
郑韶辉表示,潘建伟当时跟他提出,一方面希望他们入股中科大成立的安徽量通,也就是2015年9月改制而成的科大国盾,另一方面希望在浙江建立一个量子通信的产业化平台,将“京沪干线”从上海延伸到杭州,建设“沪杭干线”。“因此我们在2014年前后完成了两件事,一是入股科大国盾,二是在浙江成立神州量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工商资料显示,2015年5月和11月,科大国盾完成两次增资扩股和投资人变更,国贸东方入股的杭州云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杭州云鸿)和管理的杭州兆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杭州兆富)成为新股东。郑韶辉提供的资料显示,杭州云鸿和杭州兆富分别投入1.225亿元和1.085亿元,合计占股10%,成为仅次于中科大和潘建伟的科大国盾第三大股东。
 
按照郑韶辉的说法,两家机构合计超过2亿元的投资,是科大国盾自成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投资,对科大国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主持国贸东方入股科大国盾之前,郑韶辉也与潘建伟团队开始合作推动商用的的沪杭量子通信干线及浙江省量子通讯网络建设。
 
2014年7月,浙江神州量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神州量子)成立,其后数次股权变化,来自潘建伟团队的陈增兵投入1500万元,占股60%,国贸东方资本旗下的杭州兆富投入了4000万元,占股16.7%。陈增兵与郑韶辉先后担任公司董事长,同样来自中科大的夏从俊任总经理。《钱江晚报·今日桐乡》2016年9月的一篇文章《夏从俊:助力“量子梦”在桐乡照进现实》介绍,夏从俊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是潘建伟的师弟。
 
很显然,最初的神州量子跟科大国盾的股权结构类似,潘建伟团队无论股权还是经营权都占主导地位,兆富基金为小股东,郑韶辉的身份则是杭州兆富的基金管理人,后来接替陈增兵担任神州量子的董事长。
 
对于“沪杭干线”这个全国首条商用的量子保密通信干线,潘建伟也曾寄予厚望,认为其将为今后全面推广应用量子通信积累宝贵经验。他曾给浙江省领导写信表示,欢迎国贸东方资本入股安徽量通(即后来的科大国盾),提升安徽量通的管理与经营水平,并力争将拟建设的浙江量子通信商业试用网有机纳入即将论证的国家量子通信京沪干线项目二期路线量子通信南北干线规划中,建设京沪干线至杭州的延伸线路并继续向南延伸。
 
“浙江是我的家乡,能将我从事的工作为家乡发展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始终是自己的一个良好心愿。”潘建伟在信中说。
 
此时的郑韶辉,作为向科大国盾投资的基金管理人,其与潘建伟教授等人的关系处于蜜月期。前述国贸东方的离职高管回忆说:“潘建伟和中科大研究团队其他成员来杭州,郑韶辉在杭州最著名的餐厅龙井草堂招待过他们。”
 
然而到第二年,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
 
郑韶辉称,经过专家论证,“沪杭干线”需要投资1.7亿元,作为沪杭干线的设计和发起单位,神州量子的资金实力无法承担沪杭干线的建设,因此需要成立新的建设运营主体。
 
2015年10月,神州量子与科大国盾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郑韶辉向财新记者出示的这份合作协议,约定由神州量子组建新的公司建设运营“沪杭干线”,后续将进一步建设浙江省量子通讯网络并覆盖全国其他地区。协议还约定,科大国盾承诺对“沪杭干线”与未来的“京沪量子通信干线”在上海对接给予协助,并协助神州量子参与“京沪干线”的经营。
 
2015年11月,浙江神州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神州量通)在桐乡成立,郑韶辉称,神州量通就是新的“沪杭干线”建设运营主体。在神州量通的股权结构中,郑韶辉作为实际控制人的桐乡都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都飞通信)占股51%,神州量子占股37%,桐乡市科技创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剩余的12%。虽然神州量子总经理夏从俊同时兼任神州量通的董事长、总经理,但这家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郑韶辉。
 
从时间轴上看,2015年8月,郑韶辉辞去国贸东方董事总经理职务;10月,神州量子与科大国盾签订框架协议,拟定成立新的运营建设主体,同月,由郑韶辉控股的杭州毅卓实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浙江九州量子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九州控股)收购都飞通信;11月,都飞通信与神州量子等合资成立神州量通。
 
通过这一次运作,“沪杭干线”的建设运营主体成为神州量通;郑韶辉的身份从作为神州量子小股东的投资基金(即兆富基金)的管理人,变成神州量通的大股东,实际掌控“沪杭干线”;潘建伟团队和兆富基金则变成“沪杭干线”新建设运营主体的间接小股东。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10月郑韶辉个人收购都飞通信、11月都飞通信作为大股东成立神州量通后,都飞通信工商资料变更,潘建伟团队的陈增兵进入都飞通信董事会,并担任董事直到2016年12月。
 
2015年12月,“沪杭干线”正式开工。根据此间神州量通与科大国盾签订的《量子通信设备采购合同》,神州量通向科大国盾采购价值人民币3038万元的设备建设“沪杭干线”。
 
这期间,都飞通信引入了杭州敦毅投资合伙企业近2亿元的战略投资。这笔投资,也成为神州量通建设沪杭干线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与国家投资、中科大主导的“京沪干线”不同,“沪杭干线”的投资主要来自民间。
 
2016年6 月,都飞通信在新三板挂牌上市,后更名为浙江九州量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后来因宣传“沪杭干线”、被科大国盾“打假”的九州量子。
 
2016年10月“沪杭干线”正式落成。
 
在落成仪式上,潘建伟并未出现。12月,潘建伟团队的陈增兵辞去已经更名的九州量子董事职务。
 
2017年7月10日,“沪杭干线”投资运营主体公司神州量通的母公司九州量子,在其微信公众号“九州量子”上刊登了一篇名为“九州量子成行业探路者 揭开量子通信产业化帷幕”的文章,文中称,“‘沪杭干线’利用已有的光纤管道资源,铺设量子光纤,中间设置彭埠、桐乡、嘉兴、大港、漕河泾、中科大上海研究院等六个中继站,上海端的接入位于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上海枢纽点”。
 
7月18日,中国科技大学上海研究院发布声明称:
 
从未设置所谓“沪杭干线”的中继站,从未与所谓“沪杭干线”的建设方、投资方发生业务往来与合作。
 
在郑韶辉看来,这份声明表达的实质内容有误导性,让大众误以为杭沪干线和中科大量子团队的合作是虚假的。
 
“这不是事实,‘沪杭干线’的建设方、投资方都有潘建伟团队的身影。‘沪杭干线’本身就是潘建伟团队主持设计建造的,潘建伟、陈增兵、彭承志等人自‘沪杭干线’的项目动议、负责人员、方案设计和提交、专家评审、设备提供和工作讨论均主导了全部过程,‘沪杭干线’也采购了科大国盾3000多万元的设备。”
 
他说,自己仅是“沪杭干线”建设的其中一份子,主要负责出资工作,潘建伟团队才是“沪杭干线”的主导方,双方在‘沪杭干线’方面并无矛盾。” 
 
但中科大方面不认可郑韶辉“双方在‘沪杭干线’方面并无矛盾”的说法。中科大上海研究院一位主要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表示,作为研究院,不想介入企业之间的纠纷,“我们发布声明的目的,只是否认他们连接了‘京沪干线’,否认他们有所谓的中科大上海研究院中继站。”
 
彭承志虽然表示不便回应,但也表示:“郑韶辉作为浙江省国贸集团旗下投资公司总经理的时候,科大国盾确实跟国贸旗下企业有合作,共同建设‘沪杭干线’……但在郑另起炉灶退出国贸,并在资本市场进行虚假宣传和融资后,这个合作就终止了。”
 
潘建伟以“组织上不允许、等待司法搞清楚”为由婉拒了财新记者采访。“我们是跟浙江省政府合作,而不是跟某个人合作。比如今天你代表财新,明天你代表美国之音。我接受的是财新的采访,到时候你说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这就不是事实了。”
 
从潘建伟、彭承志的回应和公开信所表达的逻辑是:郑韶辉另起炉灶设立九州量子之后,潘建伟团队不再与他合作,但郑韶辉用编造“中科大上海研究院中继站”的方法捆绑潘建伟团队做虚假宣传,制造合作假象,被中科大上海研究院拆穿之后恼羞成怒。
 
对此郑韶辉解释说,国贸东方是浙江东方参股、和郑韶辉团队共同合资设立的市场化运营的投资管理公司,并非浙江省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而自己收购都飞通信、成立九州量子和神州量通,也是与潘建伟充分沟通的结果。
 
2015年6月底,郑韶辉辞去国贸东方的总经理职务,收购都飞通信,潘建伟派陈增兵作为代表担任都飞通信第一届董事会董事;成立神州量通后,又派神州量子总经理夏从俊到神州量通主持沪杭干线建设工作。
 
“九州量子(及其前身都飞通信)做的事情,潘都是知道的。潘建伟团队支持我们设立神州量通建设‘沪杭干线’,签订采购合同。我与潘建伟团队先后建了11个微信群,全部是交流如何建设‘沪杭干线’,彭承志在群中还为‘沪杭干线’接通‘京沪干线’的技术问题出谋划策。”
 
郑韶辉说,“‘沪杭干线’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宣传与潘建伟、彭承志团队的紧密合作,没有必要拐弯抹角地用设立中科大上海研究院中继站来暗示与潘建伟团队的合作。”
 
在郑韶辉看来,双方矛盾的真正导火索,是一笔3000多万元的“私人借款”纠纷和一笔3.51亿元的股票套现。
  
这笔借款发生于2014年。当年6月,国贸东方与安徽量通签订《量子通信技术产业化合作协议》,由国贸东方或其指定机构向安徽量通增资,持有其10%-15%股权,估值为投前19.5亿元。
 
8月,安徽量通分别与国贸东方管理的杭州兆富和参股的杭州云鸿签订《增资协议书》,约定以每股50元的价格,杭州云鸿增资1.225亿人民币,获得245万股,杭州兆富增资1.085亿元,获得217万股。郑韶辉也是杭州云鸿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同年9月26日,杭州云鸿和杭州兆富按协议向科大国盾支付了总投资额的70%。约定剩余30%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支付。
 
郑韶辉表示,2014年11月份,安徽量通董事长彭承志、总经理赵勇等多次找到他,声称公司高管人员入股缺乏资金,必须由杭州云鸿配合解决高管资金问题后方能入股。
 
“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将之前签订的增资协议约定的19.5亿公司估值降为14.35亿元,杭州云鸿的增资款分为两部分,其中9016万元作为增资款,仍旧获得245万股的股权,另外3234万元打回杭州云鸿,再以借款的名义,将此款项打入几名高管的个人账户。”
 
“我觉得对我们投资方来说没有损失,就同意了。”郑韶辉说,2014年12月16日,彭承志等将3234万元分两笔打回杭州云鸿,后者当天又将上述款项分别汇入彭承志、赵勇等人账户;6天后,彭承志、赵勇等人以每股6.5元价格完成增持,折合497.5385万股。
 
郑韶辉介绍,根据杭州云鸿与彭承志、赵勇等人签订的为期20年的无息借款协议,如果安徽量通完成A股上市,或从公司设立以来累积净利润达到1.7亿元人民币,借款就不用偿还。
 
2015年5月,杭州云鸿以每股36.8元的增资价完成入股安徽量通的工商登记;2015年12月,杭州兆富则仍旧按照原增资协议约定的每股50元价格完成增资手续,此时安徽量通已更名为科大国盾。
 
“看上去杭州云鸿没有任何损失,但是后来我看到了法律风险。”郑韶辉称,2016年1月29日他参加科大国盾股东会时,发现科大国盾被认定为中科大控股企业,系国有企业,这令他感觉借款给管理层低价入股的事情办得不妥,可能存在法律风险。
 
郑韶辉向财新记者提供的一份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杭州)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认为,彭承志经中科大同意到科大国盾担任董事长,其主体身份应视为国有控股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勾结科大国盾公司总经理赵勇等人,利用非法手段侵吞公司3234万元增资款,其行为已经涉嫌贪污罪,而且数额特别巨大”。
 
“于是我找到彭承志,要求他们将该3200多万借款退还给杭州云鸿,由杭州云鸿将该款项打给科大国盾,恢复最初时签约的入股状态,但遭到了彭承志的拒绝。”郑韶辉说,当时他也并不是想挑起矛盾,而是想抹平风险,但是双方从争论升级到争吵,甚至诅咒。
 
对于郑韶辉的指控,彭承志并未正面回应,潘建伟则表示,借款的事肯定都跟组织上汇报过了。
 
2016年10月,郑韶辉通过杭州云鸿向彭承志方面发了一封律师函,要求其立即返还借款。科大国盾回函认为:“2014年9月10日,彭承志等人向贵方借款3234万元,是经过科大国盾董事会研究同意的,不是个人行为,亦不是职务侵占和收受贵方财物,借款悉数用于公司管理团队和技术团队认缴新增资本。”
 
在此期间,潘建伟、彭承志、陈增兵等科学家团队减持部分科大国盾股份套现,也让郑韶辉与潘建伟团队关系进一步恶化。
 
根据2017年11月科大国盾发给杭州云鸿出资人的一封信中表述,科大国盾已基本具备申报IPO的条件,但在科大国盾推进IPO工作过程中,郑韶辉为了干扰科大国盾的正常运作,阻扰科大国盾上市和IPO申报的准备工作,自2016年12月科大国盾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来,一直对股东大会的议案投反对票。
 
郑韶辉则解释说,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他反对的议案是潘建伟要减持4.5%的国盾股票,以130元/股的高价套现3.51亿元,郑韶辉觉得潘建伟即便是改善生活也没必要套现这么多,而且潘建伟的太太楼小青在2014年12月已经套现4000多万。
 
2017年3月的科大国盾股东大会,陈增兵拟转让国盾股票套现9126万元,彭承志为主要股东的合肥琨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也拟以130元/股套现4134万元,持股比例从6.2%减持到5.44%,杭州云鸿再次对这两个议案投出反对票,不过反对无效。
 
此后,郑韶辉觉得彭承志套现的资金足够偿还3234万元的借款,“但彭承志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还款”,2017年7月郑韶辉派人去上海研究院找彭承志交涉,彭承志甚至直接叫保安把人轰了出去。
 
按照郑韶辉的讲述,国盾量子的基金股东都还持有股权,没有实现退出,因此他反对科学家团队大比例套现,却被对方曲解为影响国盾上市;他对彭承志等人仁至义尽,但彭承志认为他出尔反尔、背信弃义,最后恼羞成怒。
 
“甚至到2017年8月,也就是中科院公开跟‘沪杭干线’划清界限之后,我还想约彭承志出来,谈谈借款的事情怎么解决,甚至还在想其他办法帮他们做抵押股权融资,用很低的价格借到这笔钱,把这件事了结掉,但彭承志不接电话、不回复微信。”
 
郑韶辉说,自己“无奈之下”买了新的电话卡,并让杭州云鸿的基金管理人打电话给潘建伟的妻子、科大国盾的股东楼小青,希望她劝说督促彭承志等尽快归还借款,恢复原状。随后几天郑韶辉也向楼小青、彭承志发了短信。
 
“双方发生了言语冲突,所谓的人身威胁其实是我向彭承志追要3000多万元借款无果的情况下,在对骂中说的过激语言。”郑韶辉说,“双方互相都有言语威胁。”
 
2017年9月4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公安分局以“涉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将郑韶辉从杭州家中带走。在一份拒绝律师会见的决定书中,承此案属于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郑韶辉说,9月15日在他承诺杭州云鸿退出科大国盾后,才被“涉嫌寻酗滋事罪”取保候审释放,回到杭州。
 
9月29日,全长逾2000公里的全球首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络“京沪干线”宣告开通。潘建伟表达了对前一天深夜实名发表公开信的彭承志的支持:“彭承志是我们团队的成员,他写的那个东西都是真实的。”
 
“‘沪杭干线’的纠纷不是双方矛盾的起因,而是矛盾的结果。”在郑韶辉看来,
 
潘建伟、彭承志团队与他从合作到交恶,还不仅是因为这笔3000多万元的借款和高位套现,双方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是他们在合作的过程中,发现量子通信并不是那么神秘,完全可以依靠自己建立技术储备和生产量子产品,双方形成了竞争关系。
 
“九州量子是市场化运营的量子通信应用全产业链企业,逐步学习和掌握量子通信核心技术。随着公司实力的增强,打破了科大国盾对量子通信设备的垄断,动了他们的奶酪。”郑韶辉说,因此潘建伟、彭承志团队未履行将“沪杭干线”接入“京沪干线”的承诺,进而要与“沪杭干线”完全撇清关系,并在九州量子第二轮定增基本定下来参与机构的关键时刻举报,
 
“是为了商业竞争的需要,以科学家身份博取大众同情认同”。
 
郑韶辉称,建设“沪杭干线”过程中,九州量子也在不断壮大自己的技术团队,不仅请来瑞士量子通信专家尼古拉斯·吉辛(Nicolas Gisin)担任首席科学家,还把问天量子总经理赵义博博士请来担任主管科研的副总裁。问天量子是中科大郭光灿院士团队建立的企业,在国内量子通讯领域知名度仅次于科大国盾。2017年3月份,九州量子又入股了国际著名量子通信企业IDQ,同时还与清华大学、贵州省公共大数据重点实验室成立了量子网络和量子安全大数据联合实验室。
 
郑韶辉表示,对于量子通信核心产品量子密码分发器(QKD)、量子随机数产生器(QRNG),他们也已经研制成功,“国内仅科大国盾、问天量子、九州量子掌握该核心产品,并且成本比前一代产品大幅度降低”。
 
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郑韶辉向财新记者出示了一份2017年11月21日科大国盾发给杭州云鸿的基金投资人的公开信,其中提到:“九州量子和科大国盾从事相同业务,与科大国盾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在郑韶辉看来,九州量子快速崛起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科大国盾在量子通信设备方面的垄断。他介绍,“京沪干线”项目的5.6亿元投资主要来自国家发改委和地方政府,设备的主要采购大多数来自科大国盾,而“沪杭干线”的投资虽然一开始测算需要1.7亿元,最终做下来只花了4000多万元,其中还有3000多万元是根据之前的合同采购科大国盾的核心设备。“我们采购的设备他们不给维护,现在都已经换成了自己的设备,成本更低。”
 
郑韶辉称,九州量子的方案为保偏相位编码方案,科大国盾的方案为偏振编码方案,两个方案完全不同也完全不相干”。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试评估报告,各站点的QKD 密钥随机性满足国密标准的随机性检测规范要求。QSE (量子加密应用)设备24 小时长期性能测试,加密信道业务无告警和丢包。  
 
在彭承志2017年9月28日的公开信中,提醒广大投资者在投资量子通信产业过程中,要选择真正拥有核心技术、守法诚信的企业,警惕打着量子旗号、在资本市场上恶意炒作和欺诈的行为,谨防陷入“庞氏骗局”。
 
彭承志还在公开信中指出,“某些吸引投资者的宣传里面,动不动就要投资数亿来建一个小镇或一个区的量子通信网络,可信度有多高,在这样的小范围内,保密通信的用户需求有多大,具不具备应用价值,建网的目的是为了实用还是资本运作,请广大投资者慎重判断。”
 
这句话显然针对的是9月26日在“聚焦桐乡•相约乌镇”2017国际经贸洽谈会上,神州量子与乌镇镇政府签署了《量子小镇战略合作协议》,宣传稿中称这标志着全国首个量子小镇项目正式启动。
 
在彭承志公开信发表后,9月29日晚,九州量子发布董事会声明,称公司关注到有人在网络公开传播对我司的言论,并被多家媒体转载,“针对近期流传的不实言论,保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2018年1月9日,九州量子向杭州市萧山区法院提起侵犯名誉权民事诉讼,指出彭承志在公开信中,指责九州量子的内容严重侵害了九州量子的名誉权和商业信誉,造成多个项目合作方和意向投资者停止洽谈或中止合作,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目前此案已经转交到杭州互联网法院,具体开庭日期待定。
 
2018年7月,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对郑韶辉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提起公诉。在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的起诉书中称,被告人郑韶辉等人以匿名电话和短信方式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并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寻衅滋事……
 
记得最近最有名的那个寻衅滋事的人,是个85岁的老太。
本文首发《财新周刊》,文章原题为“量子通信第一公案”,现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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