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洗澡》-于达维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贤妻、才女，从上个世纪初走来的杨绛，身上最大的符号，仍然是钱钟书的夫人。当人们逐渐把钱钟书的名字，人们一直记住的，还是《围城》，而杨绛留给世人的，则是堪称《围城》姐妹篇的《洗澡》。

　　同样是描述一群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个是处在新时代、一个是处在新中国。

　　解放之初，由“北平国学专修社”改造而成的“文学研究社”里，聚集了一批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却多少都有些知识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们一方面沿袭过去按惯性生活着，一方面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努力适应着新的社会。

　　有来自苏联的权威，有从法国回来的海归，有旧朝的老夫子，有新中国的年轻小将，当然还有掌握着大方向的喉舌。

　　为了在新社会中寻找自己的坐标，这群被不拘一格招来的人才，其实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而是忙着明争暗斗。在文字里寻找对手的把柄，然后用文字攻击。

　　随着“三反”运动转入知识分子领域，他们相对安静稳定的生活，终于迎来了第一次风暴。

　　在这场称之为“脱裤子，割尾巴”的运动里，他们有的自杀了，有的经过当众“脱”下裤子，“割”掉尾巴，好歹过了关，慢慢适应起新社会来。

　　杨绛在前言里说：“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为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

　　洗澡就是指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洗澡，季羡林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人们还会按照开会的人的数量，把洗澡分为大盆、中盆、小盆，至于对于洗澡的态度，当时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怕的，但是又会表现的十分感激。

　　用小说中领导范凡的话说：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背负着沉重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要把他们改造成又红又专的新中国建设人才，一定要抛掉背负的包袱，轻装上阵，要抛掉包袱，最好是解开看看，究竟里面是什么宝贝，还有什么肮脏东西。

　　有些同志的旧思想、旧意识，根深蒂固，并不像身上背一个包袱，放下就能扔掉，而是皮肤上陈年积累的泥垢，不用水着实擦洗，就会脱掉；或者竟是肉上烂疮，或者是暗藏着尾巴，如果不动手术，烂疮挖不掉，尾巴也脱不下来。

　　在决策者看来，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有程度不同问题的人，都是需要“洗澡”的人。而最能帮助他们“洗澡”改造的，就是那些被称为“是真正英雄”的群众。

　　每个人都不得不经历一场“洗澡”。一个个大文人们在群众的目光中，以近似于裸体的方式剖析自己的灵魂，经过三年的洗脑，终于将各路神仙们的思想改造成同一种思想。

　　最后，“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材，如今经过清洗，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

　　《洗澡》的历史背景，是1951年秋～1952年秋在中国开展的院系大调整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向苏联学习”是这次院系调整的主方向，俄文被确定为“第一外语”。这次院系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遭到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

　　当时一大批社会学学者或者转行民族学，或者遁入图书馆做资料员。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就因为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而受到冲击。据当时的清华学子回忆，“对潘光旦先生的全校大检查，好像有三四次，每次检查都达四个小时。”

　　后来，潘光旦被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写文章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和潘光旦一样，对苏联的教育理论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的知识分子，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人人过关”、“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也受到批判。

　　作者风中的雨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这部小说取名为《洗澡》，既是对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现实的描绘与讲述，也表达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大潮的痛苦与无奈，更有一种洗而无用、割而又长的的暗喻与反讽。

　　其实，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有与常人不同的性格特征、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如果幻想他们被人洗一洗，割一割，就能够脱胎换骨，就能成为“群众”，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知识分子们真如决策者想象的那样，经过一番“洗脑”，就成为了“群众”之一员，就丧失操守和特性，那么，这既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个国度的悲哀。

　　在小说的第三部里，“群众”出现的频率很高。群众，就是在今天，依然是个很让人胆颤心惊却又莫名其妙的词。任何人，任何事都逃不过群众这一关。

　　对于这场运动，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是这样理解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大约有200多万知识分子。他们爱国热情很高，学习热情也很高，他们要求了解新社会，但是，他们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长期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在思想上难免留下旧社会的烙印。为帮助他们摆脱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采取各种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

　　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则是从1951年9月下旬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中首先开始的。此后运动由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1952年秋基本结束。

　　此项运动总的来说适应了知识分子重新学习的要求，也适应了国家的需要。清除了残存在知识分子中间的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但因运动过程中操之过急，要求过高，方式简单粗暴，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杨绛的《洗澡》只写到“三反”结束。即便是之后的续篇《洗澡之后》也只是为了给《洗澡》的两位主人公在感情上有个完整的结局。

　　杨绛所没有提及的是，“三反”之后，知识分子们经受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这些知识分子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经过汪洋大海式的洗澡后，这么多有思想，有个性，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最终被磨平了棱角，成为或即将成为合乎标准的人，说一样的腔调，写一样的文章，而且，这洗澡还将一轮一轮地持续下去。

　　杨绛走了，洗澡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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